来自 社会 2019-08-09 02:42 的文章

新媒介语境下的口述历史

摘要:新媒介的引入对历史本身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,这种变化不仅是形态上的,更是社会的与文化的。一方面,新媒介使历史的传承形式越来越多元化,速度更快捷,效率也更高;另一方面,新媒介消解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,数字化世界中的虚无感空前强大。数字媒介的即时性与复制性,将口述历史的访谈变得空前真实,解读的权利由传者移交给了受众;技术普及使历史的民主化进程得到了最大可能的,但能否带来真正的口述自由尚无定论;历史变得唾手可得,媒介符号整合了社会,但终究还要经历历史的文化选择。

关键词:新媒介;口述历史;结构消解

中图分类号: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672-8122(2019)08-0000-02

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,是当代史学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方法。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,新媒介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口述历史的保存和记录。从技术层面来说,新媒体的确使史料得到了复原性的保留,存储介质的数字化也使传播的容量、速度以及形式得到空前意义的变革。新媒介的即时性再现了口头传播的场景,也使面对面的沟通成为可能。但更为重要的是,新媒介的出现改变了受众的思考方式,对人类历史文化进程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一、场景再现与权力移交

新媒体这个词无疑代表着现代性,然而也意指多样化的艺术实践。一旦新技术的所谓现代性被超越,装饰性文化的生命就变得非常短暂。新媒体时代揭示并且继续关注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:虚拟分离、连通性、个人主义、身份识别、技术、远距离通信、网络和互动过程。他们经常起着导管分线器的功能,而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状况的表达者的角色。

新媒体为口述历史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无疑是保存方式的变革。从口头传播的不确定性,到文字记录、录音记录,再到数字存储设备的出现,媒介空前“真实”地记录了口述历史。媒体纷纷利用数字媒介的即时性与复制性,将口述历史访谈场景传播给受众。场景的“高保真”性与可复制性,再加之数字媒介独有的检索与互动功能,使时空的限制进一步被打破,受众的参与性逐步提高。由于媒介形式的变化,口述历史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改变。访谈由原本一对一的互动谈话、记录、提炼、储存的形式转变为在线输出的形式,使得口述历史具备了展览的性质。在这种情况之下,访谈者的角色被淡化(虽然依然在访谈中处于较为主动的引导地位),访谈场景被直接复制并传送,口述者与访谈者的一举一动都在观众的监视之下。其间历史场景再现与文化内涵体验的主体活动由访谈者转移给受众,这一过程受众可自主消化,减少了访谈者将历史真实提炼并再度文字化的“二度”加工。在节目的进行过程中,访谈者的主导意识不再起绝对作用,访谈本身成为了一个开放性的文本。文本的意义见仁见智,由受众自己解读(不排除场景本身的倾向性对观众的引导)。这种主导权力的移交不仅发生在口述历史领域,在由新媒体带来的种种社会变革中皆是如此。权威被逐步消解,“庶民的力量”空前强大。

二、技术民主与口述自由

不仅如此,新媒介的引入对历史意识形态的特质也提出了挑战。从古至今,社会的统治者通过大众传媒、教育制度、主流艺术、公众纪念,以及官方编年史委员会,操纵公众的历史概念(见K.Baker 1990;Goody 1986,1987;Kuper 1983:33-54; Lindstrom 1982:316-29)。口述历史的出现使这种历史记录的官方性受到质疑,民间记忆的口口相传让更加多元的声音得到了有效的传播,而新媒介的出现使这种历史的民主化进程得到了最大可能地实现。由于新媒介的快速、海量、互动等传播特性,历史变得空前民主化和多元化,原先集中的权力被分散。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技术普及带来的民主。而当新媒介刚刚被引入口述历史的实践时,并没有得到应有的“礼遇”。口述史家怀疑新技术是否会影响访谈过程,阻碍发展融洽、坦诚的关系,甚至把访谈变成公共表演。起初,令访谈者担忧的是录音会不会限制受访者的谈话自由;后来,变成了考虑录影是否会导致受访者在摄像机前演戏;最近,又有些人在推测,当受访者知道了他们的访谈将上网的话,他们会不会讲起来没完没了。任何媒介类型的使用都会影响到受访者的选择,影响到这种媒介回答内容的收集[1]。保罗?汤普森曾经断定数字革命将使口述历史成为“怪物”,但是,他指出:“我们需要所有的这些怪物”来让更多的人阅读和利用我们的访谈,实践者必须调查研究数字技术,寻找到从今天的学生中培养新一代口述史家的魅力[2]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