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自 社会 2019-07-11 11:15 的文章

人民铁道报社毕锋移动手机电视:三个难忘的采访故事

原标题:人民铁道报社毕锋:三个难忘的采访故事

  作为一名老记者,在新时代新征程上,要展示新作为,不断用新知识新技能,给自己补养充电,以一种加倍奋斗的姿态,用脚奋力行走,用眼悉心观察,用脑深入思考,用笔真情表达,这样,才能不负肩上的使命,不负伟大的时代。 这里我给大家讲三个故事。

  第一个是关于青藏的。

  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,也被视作“生命禁区”,高寒缺氧,强紫外线。当地民谣唱道:“到了昆仑山,气息已奄奄;过了五道梁,难见爹和娘;上了风火山,进入鬼门关。”如此恶劣的环境让许多人望而却步。

  而青藏铁路就要跨越昆仑山、风火山和唐古拉山,全线将近90%在海拔4000米以上,最高达到5200多米,可以说是在“鬼门关”里修铁路。

  2001年6月底开工后。报社决定在格尔木设立临时记者站,我第一个报名,并成为首任驻站记者。

毕锋(左)在青藏铁路那曲站采访藏族群众。

  可没想到,一到格尔木,高原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。从拖着行李箱出站开始,腿就像灌了铅一样,走起来费劲,头痛恶心,像戴了个紧箍咒,吃饭没胃口,睡觉也总被憋醒,其实格尔木海拔才2800米。反应最厉害的是第三天,但我咬牙坚持按计划到了海拔4600米的昆仑山和4900米的风火山采访。

  之后的三个多月里,每次上工地,一个来回少则跑一二百公里,多则要跑七八百公里。为减轻各种高原反应,一顿饭可以不吃,但抗缺氧的药一粒都不敢少,还经常是边吸氧,边写稿。

  那年,我的小孩才3岁,刚去幼儿园,还不适应,每天送到园门口,娘俩都泪眼汪汪。更不巧的是,后来我爱人又摔骨折了,没法照顾孩子。只好把东北的亲戚请来帮忙。

  “孩子挺想爸爸的。”我爱人在电话里说,一天晚上,孩子在家玩时,突然看到一张报纸广告上有个男的、胖乎乎的、戴着眼镜,挺像我的,孩子竟然兴奋地大喊:“妈妈,妈妈,爸爸在报纸上。”当时听到这些,真不是滋味,觉得很对不起他们。

  在昆仑山、风火山隧道里,看到建设者背着氧气瓶干活,心中充满敬佩。高原上本来就氧气稀薄,空手走路,都跟在平原背着20公斤的东西一样,更何况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隧道里,氧气就更少,那可不是一般的胸闷气短、四肢发软,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,别说干活,就是光站在那里,他们的身体也受不了。为了保证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和铁路的建设顺利,他们只能这样背着几公斤重的氧气瓶,吸着氧,干着活,干着活,吸着氧。真是挑战极限啊。

  那些日子,我为采访雪水河工地夜战情况,晚上赶往现场,路上差点翻车。为搞清冻土施工情况,在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清水河工地,差点被钢筋扎进眼睛,幸亏有厚厚眼镜片挡住。

  驻站结束后,我一直追踪报道这条铁路,10多年里, 14次登上雪域高原,9次跨越唐古拉,4次采访全线,穿过无人区,进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。先后圆满完成5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考察工地的重大报道任务。

  虽然饱受艰辛,但我的意志得到了磨炼,我的“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”也得到了增强。采写的消息《海拔4161米:总理跟我们合影》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。

  第二个是关于地震的。

  2001年11月14日17点26分,昆仑山一带发生了8.1级特大地震。当时,我正在格尔木总指挥部二楼办公室写稿,突然感到,椅子晃动,窗户玻璃闪动,铁柜上的皮箱滑动,就在我纳闷的时候,楼道里传来了急切的喊声:“地震啦,快跑。”随着人群跑出大楼后,我发现院子里的大树还在不停地摇晃。

  “震中在什么地方?”“对青藏铁路有没有影响?”“工地上有没有人员伤亡?”职责告诉我,必须把这一突发事件弄清楚,尽快报道出去。当天晚上,我就一直守在总指办公室,但由于通信中断,很多工点联系不上,直到半夜也只是了解到一些单位的大概信息。

  本想当天夜里就把稿件发回北京,但总觉得不完整,“必须到现场去收集第一手情况。”可同事们都劝我,“别上山了,太危险。”“一定要去。”看到我这么坚持,总指领导终于同意了,并提出陪我一起上去。

  地震是无情的,大家都害怕还有大的余震。听说把瓶子倒立起来可以起到报警作用,我就把衣领净的瓶子、防晒霜的瓶子,甚至装药的瓶子,统统倒立在宿舍窗台上。衣服没敢脱,房门也不敢锁。

  虽然害怕,可在我心里有比“怕”更强烈的责任感。